第十八章 借读费

时间跑步进入1994年,这一年我六岁半,也属于跑步进入一年级。

原本,我的父母想让我在去年就读一年级。

奈何,五岁半的我,说话还有些颠三倒四。

当老师问我,“阿福,你几岁了”时?

我父母原本为我准备的答案,应该是,“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六岁了”。

如果我能准确回答出这个答案,老师就会通知我的家长办手续入学。

奈何,我这个人本来说话就不清楚,回答问题时“我我我”了半天,最终还是说了个“五岁半”。

五岁半属于口语化的表述,身边的小伙伴也有人用更加书面的表述说自己已经“满五进六”。

不过,那个年代的老师其实不太在意我是不是会早一年上学,她们在意的是我说话好像还不太利索,恐怕还不具备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。

事实证明,那一年面试我的老师,很有一定高瞻远瞩的眼光。

后面没几年,入学的年纪就管控得严格起来。

毕竟,不能因为家大人不爱看孩子,就把孩子一股脑都送去学校。

孩子太小的话,不要说学文化,连集体生活都无法适应。

对于我来说,晚上一年学,其实也有个好处。

因为,我念育红班的学校,它在94年的时候突然黄了。

我仍然记得那个春天,在最后一节体育课下课后,我的父母就得到老师转达的消息。

因为政策调整,学校合并,这间学校被规划掉了。

如果需要继续上学,可以去隔壁庄子上的学校,离这里不算太远,家长骑车只需要多走十分钟路程。

我至今仍然记得,体育课上惹了老师不高兴,却没有想到那是我在那个学校的最后一节体育课。

我当时生活的地方,是城乡结合部。

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父亲,并没有觉得多骑十分钟车子有什么问题。

但是,同住一个社区的其他家长,却有不同看法。

他们认为,自己家已经上了两三年学的孩子,本来可以自己走着上学,为什么非要家里骑车去送?

事情闹将起来,这些家长其实不敢把学校怎么样。

当然,他们也找不到学校里面去,在通知到所有学生或家长以后,学校很快便关门上板。

无法接受这些的家长,只好找自己供职的厂里。

这是他们这些年养成的习惯,以厂为家,家里有任何困难,都可以找工厂,找组织。

组织在这一刻,担负起了应有的担当。

工厂研究决定,如果孩子在今年需要转学或者入学,可以去一条街区之隔的区重点小学。

因为户口问题不能入学的,厂里负责沟通协调,并出借读费。

前文曾经提起过,借读费是一个学生三千块。

即便到了94年,那也是我父亲半年的工资。

这导致我父亲乍然听到这个消息,下班路上一路都在笑。

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,只剩下几个车间还有活干的厂子,居然能为工人出这份钱。

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实惠而高兴,他是觉得国家和组织,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这些工人。

父亲回到家,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。

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对命运的看法,她说:“我们家阿福就是命好,以前每到阿福过生日时,你爸爸都会发奖金。

这回更好了,单位直接给掏了借读费,我们阿福也要念重点小学了。”

我那时对钱没有什么概念,尤其是对3000没有恰当的概念。

我对钱的唯一概念,停留在母亲自去年开始便一直念叨的“连粮食都涨价了”。

前年一斤大米才两毛,去年一斤大米便是两毛六。

母亲说,这个涨幅在三分之一左右。

我又遇到了一个难题,三分之一究竟是多少。

后来,难题又多了一个,因为母亲说,新闻里报道了,粮食涨价是国家让涨的。

这一刻,母亲对国家的看法与父亲出现了很大的分歧。

而到了今年,坊间又传闻国家要放开粮价,让粮食进入市场经济体制。

大家都怕粮食涨价,争相在家里囤积粮食。

我家十四平米的小屋,有小一半放床,另外小一半放了粮食。

实践证明,粮价确实疯长过一阵,但那是因为民众的大量抢购和囤积。

骤然放开粮价管控,自然会出现供销失衡导致涨价的局面。

后来,国家看粮价涨势太快,便出手调控了物价。

如今回过头看看,国家的手段很强势。

毕竟,从九十年代到现在,翡翠涨的市场价格涨了三四百倍,而粮食涨价才涨了十几倍。

这与工人的工资的增长速度,是成比例关系的。

当然,那时的我并没有想过这么多,我觉得只要有学上就好啦。

偏偏,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心里很不愉快的事情。

听说厂里要为上学的孩子交借读费,很多孩子已经小学毕业,甚至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的人,心思活动了起来。

他们也能看出工厂这几年的不景气,生怕厂子没有几年活头,早晚得倒闭。

他们便自发的聚集起来,要求厂里给他们这些孩子没上小学的家庭,每家发三千块钱。

厂子里哪里还能拿出那么多钱,当然不肯同意。

斗争便在厂里展开,面对市场经济浪潮时显得无能为力的工人师傅们,在面对厂长时拿出了企业主人翁的架子。

又过了几天,厂长近乎被逼疯,他决定破罐子破摔了。

他表示,可以接受工人师傅们的建议。

给孩子交借读费,就相当于给孩子解决了一个户口。

那么,不需要这个借读费的人,可以选择在旁边的工人新村买房。

还是之前那句话,手续上厂里给协调,买房子厂里给出一半钱。

工人新村的房子,历来就是各效益好的厂子买来给职工分房的福利房。

这里住进了当时许多强势企事业单位的子弟,他们有当老师的,有做炼钢工人的,有抄电表的,有抄水表的,还有抄煤气表的。

如今自行车厂打算给职工解决住房问题,简直就是逆时代而动。

上一家在工人新村分房的单位,还是在1989年做得这件事。

但,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行为,也成为压倒自行车厂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我刚开学没几天,父亲便收到了一张“下岗通知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