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 总是徒劳反复的大明海运(下)

张诚笑了一笑,先在话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,

“奴婢原是陕西人,未曾亲历我朝漕粮转运,不过奴婢在内书堂时,尝听翰林说起前元旧事。”

“古人云,‘以史为鉴,可知兴替’,以前元故事而观,以海运替漕运,实在恐非易事。”

朱翊钧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当年的高瞻远瞩。

他想朱元璋同李自成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。

虽然二人都是农民出身,但是朱元璋是起了兵就一定想要做皇帝的那种人,所以他从来不指责妥欢帖木儿强征民工开凿河道。

因为他知道他会当皇帝,他当了皇帝也一样会凿河道,即使他不凿,他的子孙也一定会像妥欢帖木儿那时一样去征民工、凿河道。

因此朱元璋起兵归起兵,挖统治阶级墙角这种事他是从来不做的。

所以后来即使天下姓了“朱”,大家也没觉得有甚么不对。

相比之下,李自成就实诚得有些“愚”了。

像“龙飞九五,重开大宋之天”这种空话,说了也就说了,反正老百姓也分不清哪个是“真宋”、哪个是“真龙”。

李自成倒好,一张口就是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,这一“不纳粮”,直接就把统治阶级的根子给挖了,百姓不纳粮怎么去供他一个农民皇帝?

就像后世民国政府给溥仪以“优待条件”逊位,一个是欺君,一个是欺民,都是败史。

都是先造了一个大局面,教人盼着它败才解恨,仿佛刀切甘蔗、刃断芭蕉,真成了势那就不好看了。

所以朱元璋的起兵叫打天下,而李自成的起兵才叫起义。

农民打天下和农民起义当然是不同的。

打来的天下是一家一姓换了另一家另一姓,这换上去的那一家便尽可以奚落前者,借鉴前者,把前者的难处时不时地拿出来评判评判。

虽然本质都是一样的内核,可一样的事情换到了他人头上,评判起来就不算丢了自己的人了。

朱翊钧道,

“好,蒙元故事总有警醒之用,你且说便是。”

张诚笑了笑,开口即道,

“据奴婢听闻,其实昔年忽必烈在时,即有丞相伯颜上呈开通胶莱河之策,蒙古人不事生产,只有南粮北调,才可维持元大都城中一应开支。”

“而蒙元时,黄河数次改道,多股支流并入一支汇入淮河,洪灾泛滥,黄河下游沿岸的湖光、淮安,尤其是会通河沿岸的河南等地的水患的破坏力严重。”

“依理而言,伯颜提出此等良策,蒙古人理应击节叫好,无有不应,可胶莱河海运之议,终蒙元一朝也并未真正施行。”

“蒙古人说胶莱河工程浩大,费用繁多,倘或开工建设运河,必然要由山东地方提供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支持。”

“而仅以山东一省之力,于如此规模的工程而言,只是杯水车薪,因此当时就任山东的蒙元官员频频推搪塞责,以致胶莱河迟迟不得动工。”

“似此这番说法,皇爷以为如何?”

张诚说了一半便去看皇帝,朱翊钧知道他借古讽今不敢直言的意思,于是接口道,

“这番说法极为荒谬,蒙古人入侵中原之后抢掠不断,连把中原耕地全部变为牧场的法子都想得出来,他们如何会格外顾惜山东一省之民力?”

“即便蒙元朝廷为了维持漕运,财政入不敷出,能够提供的拨款甚为有限,但就算要山东地方自筹,那也无可厚非。”

“倘或胶莱河建成,山东运河沿岸必定商贸繁荣,商贸一旦繁荣,山东官员自然有的是办法充盈地方财政,如何会因顾惜民力而反对开凿海运河道呢?”

“依朕看来,定是因为蒙元时,各省各路均设‘达鲁花赤’为掌印要员,具有定策大权,其职又均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来担任。”

“外夷目光短浅,不知海运可兴商利,又怕揽事上身,自然只是推说顾惜民力,以求早日升迁罢了。”

张诚笑着应道,

“皇爷说得是一样,不过依奴婢看来,达鲁花赤这般推搪,也是顾虑甚深。”

“依蒙元之国力,新河从开凿,到建成,到沿岸繁荣,到收回成本,到地方财政充盈,至少要七、八年的时间,长则要达十数年,远远超过蒙元达鲁花赤的任期。”

“皇爷也知道,蒙元朝政混乱不堪,忽必烈在位时,朝中的汉法派与理财派争斗不休,甚至已然到了御史直接上疏让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地步。”

“倘或有一蒙古人在任山东一省的达鲁花赤,他知道蒙古人必得朝廷重用,他有朝一日必将升入大都,那他又如何会赞成丞相伯颜的提议呢?”

“且不论伯颜党派立场,倘或那达鲁花赤赞成了,胶莱河也顺利开通了,那运河带来的功劳却不会记在他身上,忽必烈只会赞赏伯颜理政有方。”

“相反,倘或那胶莱河的施工过程中要出了些岔子,或者激起了汉人的民变,那过错却又是那达鲁花赤自己担着,丞相伯颜未必会替他说情。”

“即使忽必烈能记得他的功劳,伯颜也能体会他的难处,可待这运河盈利之时,这达鲁花赤恐怕早已升往他省。”

“后来者一事无成,却能白白落个海运河道经营有方的好处——这还算是幸运的。”

“倘或朝中两派斗法凶狠起来,有人为对付伯颜在胶莱河上生事,又栽赃到前任山东达鲁花赤头上,那此人又该如何自处呢?”

朱翊钧沉默片刻,道,

“说来说去,无非是因为忽必烈治下的地方官员尽皆胆小怕事之徒,倘或成吉思汗还在,麾下一定有勇于任事之人能支持丞相伯颜之提议。”

张诚笑着摇了下头,道,

“皇爷,可不能这么比,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有的都是打天下的本事,坐天下他们可不在行。”

朱翊钧道,

“哦?怎么个不在行啊?”

张诚道,

“蒙古人进了中原,坐了大宋的天下,一样当了地主、豪强,甚至比原来的宋人地主还坏、还不可收拾。”

“他们仗着自己是蒙古人互相勾结,仗着蒙古人定下的法律不会重惩蒙古人就肆无忌惮。”

“他们入了中原没几年就丢了弓马骑射的功夫,成天只会享乐,奢靡成风,再加上没有赚钱种粮的本事,只能用蒙古人的身份兼并土地,把持地方漕运。”

“这些蒙古豪强还往往会与地方漕运官吏结交,剥削曹工漕民无所不用其极,漕运官吏也与这些豪强互为表里,对运河中的往来船只上下其手,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。”

“而这些豪强在地方上又有极大的影响力,即使丞相伯颜位高权重,也无法制止他们在地方散播流言,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朝廷决策。”

朱翊钧觉得张诚的说辞有些模棱两可,不禁追问道,

“这却是奇了,终蒙元一朝几乎无有海禁,蒙古人既然能把控漕运,那同样也能掌控海运,他们又为何如此钟情于漕运呢?”

张诚回道,

“皇爷或许有所不知,这海运的官吏只有三种人,一是海关税侩,二是通州仓胥,三是屯丁水手,再多也寻不出另外的名目来安置。”

“而漕运内河流经多地,所涉大小官吏远不止这三种人。”

“据奴婢所知,每年从大运河运送四百万石漕米进京的过程中,加上所谓的“浮耗”,途径的八省份大小官员无不利用自身权力从中渔利。”

“这一船漕米进京,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,譬如过闸过淮费、催儹费、剥浅费、屯官费、仓储费,名目繁多,数不胜数。”

“且这些费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担,也不会归入朝廷财政,理所当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费者源源不绝的岁入来源。”

“这些费用还按照职位、权力的大小层层分配,只要一人有心、有本事收费,则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无不利益均沾。”

“因此在忽必烈看来,漕运关乎的是国计,而在蒙古官吏、豪强看来,漕运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。”

朱翊钧道,

“难怪蒙元朝局摇摇欲坠之时,妥欢帖木儿竟还会拨出巨款开凿新河,他或许是听信了底下官吏的奏报,这才不惜工本地遣贾鲁为总治河防使罢。”

张诚点头道,

“贾鲁并非无能,只是治河一事,从来牵扯甚广,据说蒙元时,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以制造水灾为名,欺诈朝廷投入巨额治水资金。”

“这些官吏一面借口治理黄河水患,大肆侵吞朝廷的财政拨款,一方面利用修筑河堤大坝为名,向上级索要修缮经费。”

“蒙古人治水并非不用心,可每年五、六百万两的工程费用大部分都被河运官员中饱私囊。”

“这些官员得了好处,又可以拿着从漕运中赚到的银钱去四处贿赂,打点升迁,滥邀官职。”

“这些官吏为从中渔利,甚至不惜抬高运河水位,置黎民百姓身家性命于不顾,昔年红巾军起兵于贾鲁治水之时,则足可见蒙元漕运之乱象。”

朱翊钧终于明白了为甚么黄河从元朝治到了清朝,整整治了七百多年还没治好。

漕运利益集团如此之大,牵涉官员范围如此之广,难怪即使是当年斗倒了高拱、风光位列首辅的张居正,也不敢与漕运集团正面交锋。

“确实如此。”

朱翊钧缓缓道,

“漕运之事如此棘手,想来忽必烈也是束手无策罢。”

张诚应道,

“纵使是蒙古人,也只有费心治、慢慢治,才能让黄河一点一点地好起来。”

朱翊钧反问道,

“那最后蒙元的黄河好起来了吗?”

张诚笑了笑,避重就轻地回道,

“皇爷有潘季驯这样的能臣,在治水一事上,一定胜过蒙元百倍。”

朱翊钧低头沉默几许,忽然扬唇笑道,

“张居正也未曾胜过当年的妥欢帖木儿,蒙古人当然不会杀蒙古人,朕可不能单指望张党来做事。”

张诚心下一紧,

“那皇爷的意思是……”

朱翊钧笑道,

“我朝有漕军与长运法,于漕运上本就胜于蒙元,漕司领十二万军,与京操十二营相准,这些漕军要是能派上用场,朕又何须另求人手来开凿海运水道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