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一章 朕用海商来对付漕帮

漕军可以说是明朝各种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支部队。

历史上李自成能如此迅速地攻破北京,除了瘟疫、兵灾的影响之外,还有一条就是明末漕运败落。

当时入京漕粮仅剩百余万石,是原额规定的四分之一,在明末大鼠疫的横行下,这些漕粮根本不足以供给京师已然奄奄的官民反击外敌。

漕军最初建立于永乐十三年,到成化年间终为定制。

漕军沿用了卫所制,设置了与指挥使、指挥、千、百户、总旗相对应的把总、帮长、甲长等官职。

一甲长管运船五艘,运军五十名,每船设一旗甲,下属有纲司、文簿、拦头、圆牌及牵挽运军若千名。

朝廷建漕军,意在以军法结漕法,在运粮过程中,各船实行军伍连坐,甲不准越帮,帮不准越卫,卫不准越总。

此外,还专门立了漕军佥补则例,运军因老疾病故需补充者,应于操备、屯田正军中选补,正军不足,方许点补余丁。

漕军的编制共有十二总,在经过张居正于万历元年的改制后,万历十六年的漕军编制分别为南京锦衣总、旗手总、上江总、下江总、淮大总、扬州总、中都总、浙西总、浙东总、江西总、湖广总和山东总。

与之相应便是晚明的长运法。

其实平心而论,晚明的长运法在元明清三朝漕运制度中对百姓的负担是最轻的。

漕军制在明朝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
一是支运法,支运法下由粮长和漕军共同承担运粮的责任,一般是粮长承担四成,漕军承担六成。

二是兑运法,兑运法下需要粮长就近将粮食兑给卫所,然后提供运费,再由漕军承担长途运输。

这么一来,百姓只要付了运费,就省去了长途运输的麻烦。

三是长运法,长运法下漕军直接到江南有粮的省份运粮,百姓连运输粮食到卫所的奔波都免去了,直接交付给漕军由他们运输,同样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钱粮作为运费就可以了。

所以理论上来说,晚明百姓对漕运的负担只有规定数额的粮食和运输费这两项。

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,漕军是现成的人手,十二万人的军队,迅速开凿一条胶莱河那还不是绰绰有余?

且漕军由漕运总督监督,山东地方官员既不愿管事,那正好无功无过,乐得清闲,当然不会反对皇帝用漕军开河。

八省的百姓原本要负担张诚口中那般多名目的苛捐杂税,现在漕军去开海道,再也不必付钱,岂不是个个弹冠相庆,高呼天子英明?

张诚闻言却是一怔,

“那漕军都去山东开凿海道,今岁的漕粮该怎么办呢?”

朱翊钧道,

“可以先用梁梦龙和王宗沐当年的海道对付一年,朕记得那条道,从淮安至胶州,再从北自海仓口至天津,一共三千二百余里,比漕运轻省多了。”

张诚犹豫了一下,道,

“但那条海道当年不是……”

朱翊钧接口道,

“当年那是遇了大风,才漂没粮米数千石,溺毙军丁十五人,胶莱河开了就没这样的事儿了,只是对付一年,科道官要弹劾就由他们去。”

张诚道,

“可如今财匮民乏,又哪里有银子去付给漕军去山东开海道呢?”

朱翊钧一愣,道,

“漕军运粮本是劳役,朕不过是换了个地方、名目让他们服役,出的力气都是差不多的,怎么还要另外付银子呢?这漕军运粮也不见他们要银子啊。”

张诚道,

“原来漕军的确有赡运田、有固定的月粮,还有行粮和轻赍银以及少量的赏钞,可自世宗皇帝时起,轻赍银便已归入太仓,不再补给漕军。”

“再加上正统以后,赡运田也纳粮如故,不再优免,行粮、月粮不是被扣减,就是被充作造船料银,各官府差役过帮,都有索费。”

“皇爷别看这漕军有十二万人,其实有不少都是后来从造船、屯种、杂差中添拨的余丁,或是雇募的民船民夫、替官户承佃的舍余、沿河的船户,抑或是土人、渔民、商贩以及运官自带的家丁和军伴。”

“这些人要么是各州县强征来服役的普通百姓,要么是已经倾家荡产、入不出敷的漕丁,倘或皇爷开恩,他们继续漕运或许还有的口饭吃。”

轻赍银是正兑漕粮外需要收受的额外加耗费用,一般折银征收,一部分用作沿途大小官吏盘剥的费用,一部分用作补充漕粮运输过程中的损耗。

当漕粮运到京师仓库时,如果漕粮准额运到,则将轻赍银的一部分补给各总漕军,后来却被收归太仓,作为朝廷税收的一部分,再也不补贴漕军了。

朱翊钧听得出张诚的意思,太仓的这部分收入是附加在八省大小官吏盘剥之后的,倘或没了漕运,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影响。

正是因为朝廷是最后的既得利益者,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,谁都不会提出要去改革漕运。

历史上大明最后一次改漕运为海运是崇祯十二年,那时却已是为时已晚。

朱翊钧笑了一笑,点出张诚话中的逻辑矛盾道,

“既然这些漕丁本就受制于漕运,甚至因漕运而倾家荡产,那他们怎么会反倒会跟着那些官吏去维护漕运呢?”

张诚淡笑道,

“皇爷,这漕丁倾家荡产,和漕丁维护漕运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
“为保四百万漕粮足额到京,一旦运粮船只沉没,或是漕粮纳仓不足米数,则要漕丁买粮赔补,漕丁若是稍有不慎,往往则借欠债积。”

“因此许多漕丁为补家用,常常揽运货物,沿途交易,以期厚报。”

从朱元璋时期开始,漕军就能在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,以资私用,这显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,出于安抚漕运官军的考虑,才准许漕军私货贸易。

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,这种私货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大运河对百姓的唯一一项好处。

因为漕军携带的私货相当于变相的免税商品,朝廷对这部分交易几乎不收商税,运河沿岸的城市便随之出现了集市和商贸中心。

万历年间的户部给漕军的定额是每船只能附带六十石私货,按照晚明一万二千只的漕船数目来算,那么运河沿岸的城镇每年起码能流通七十二万石的免税商品。

利润如此可观,也难怪漕丁们不肯放弃漕运这项苦差了。

张诚又道,

“皇爷,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,并非虚言。”

“漕丁于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仓接收漕粮,次年四、五月份启运至京,一直到十月份才能回空,修整不到一月,又要去接新的漕运任务。”

“除了在运粮之时沿途贸易私货,他们再无其他办法补贴家用,倘或皇爷改了海运,这些漕丁漕工虽然没了负担,但同时也没了生计。”

朱翊钧道,

“你说得这些朕都知道,听说这些沿岸生意做大了的漕丁还结成了‘漕帮’,本事也不比那八省的大小官吏小。”

张诚道,

“他们结成‘漕帮’,其实是为了应付运河沿途盘验的官吏,这船上的货带得多了,运来的粮米就少了,因此一旦漕军违规载物,则就地没收货物并加以处罚。

“而这运河一路,大小官吏可谓不可胜数,总兵官、巡按御史、督押御史、巡盐御史、巡河御史、沿河各兵备、各府州的管粮官员、淮安和天津的理刑主事。”

“甚至连工部抽分厂管事和洪闸主事都有盘查货物、扣押粮船的权力,再加上分程稽查,难免矫枉过正。”

朱翊钧道,

“也就是说,朕想要为百姓免除漕运赋役,百姓却反倒不答应?”

张诚笑道,

“皇爷,百姓从来不是一个整体,这南方纳粮的百姓、中途运粮的百姓、携私货沿途做生意的百姓、和京师吃粮的百姓,全然不是一拨人。”

“皇爷想改海运的心是仁善的,可是百姓见识短浅,只顾眼前蝇头小利,恐怕只会记得失去的利益,而不会念着皇爷您对他们的体恤。”

朱翊钧这下算是体会到当年张居正的苦处了,

“可朕就是想体恤他们,他们还能抗旨不从不成?”

朱翊钧笑道,

“胶莱河虽是为海运而设,但横跨山东省内,沿岸设闸口、集市亦是情理之中。”

“既然漕帮和官吏们这么喜欢盘验、买卖,朕不妨就效仿宋人买扑,将胶莱河工程拿去南北二直隶招投标。”

“谁要是能出钱替朕开凿胶莱河,朕就把胶莱河沿岸的关闸送归此人管辖。”

张诚想了一想,出言提醒道,

“即便江南豪商财大气粗,但也恐怕无一人敢同时开罪八省官员,万一到时无人投标……”

朱翊钧笑着接口道,

“不会,有钱自然有的是人想挣,何况胶莱河是朕钦定的项目,即便没人明着出钱,只要有人肯带头,暗着出钱的人定然有的是。”

“再说了,漕运一个规矩,海运又是一个规矩,漕运的运粮官场能带免税私货沿岸贩卖,海运亦然。”

“长江出海口四通八达,海运的官船出了海,是不是往山东走,除了胶莱河闸口的管闸人,连京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朕只管到京的那四百万石漕米,至于这四百万石米是怎么运来的,用了多少海船运来的,用了多少人力运来的,中间又漂没了多少、坏损了多少,朕一概不管。”

“倘或朕不管海运,山东地方也不管胶莱河,张诚,你猜闽浙粤有多少海商想占得长江出海口的先机?”

“又有多少人抢着想把在漳州、泉州、广州、澳门受市舶提举司管辖的私人海船变成为朕效力的免税运粮官船?”

“有这样赚钱的机会,那区区漕帮又算得了甚么?漕军既然负债累累,不是正好需要海商出钱要他们去替朕凿河?”

“百姓当然不是一个整体,但是只要有利可图,他们抱起团来,可是连朕都无可奈何的。”

张诚听了这番“不但让海商掏钱为皇帝开凿海运河道,同时还让他们乖乖向朝廷登记自家海贸商船”的宏图伟业,心中不禁一阵叹服,

“皇爷圣明,只是奴婢仍有一事不明。”

“既然这出头投标之人能掌胶莱河闸口,又能使闽浙粤海商信赖有加、趋之若鹜。”

“那此人必定不但要家财万贯,还要能对朝中大小官员无有畏惧,同时还要对皇爷忠心耿耿,甘愿为皇爷行这冒险之事。”

“这朝野上下,究竟有谁能同时满足皇爷的这些条件呢?”

朱翊钧微微一笑,道,

“郑国泰父子如何?”

张诚倏然一惊,脱口即道,

“贵妃娘娘!”